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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游离在国家正规金融体系外

2012/4/25 17:55:09 发布  互联网     浏览
【导读】中国品牌网编语民间借贷游离在国家正规金融体系外。3月5日,温州淫雨霏霏。面对春节后连绵不绝的阴雨天,温州人时不时会调侃道:“这天让人晴(情)何以堪啊!”

中国品牌网编语民间借贷游离在国家正规金融体系外。3月5日,温州淫雨霏霏。面对春节后连绵不绝的阴雨天,温州人时不时会调侃道:“这天让人晴(情)何以堪啊!”

3月5日,温州淫雨霏霏。面对春节后连绵不绝的阴雨天,温州人时不时会调侃道:“这天让人晴(情)何以堪啊!”

而在温州金融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微博)建的办公室里,却是另一番光景。黄身着一套黑色丝绒西服,白色衬衫配着精致的袖扣,这位年轻的温商刚刚“花6200万美元(4亿元人民币)买下全球唯一双体六星级豪华邮轮”,很是志得意满。

两天前(3月3日),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夜访金融港公司,不但对黄鼓励有加,还当场着令温州相关部门尽快解决温州港成为这艘豪华邮轮停靠码头的手续—此前因为手续几个月都未办妥,这艘邮轮停靠在舟山。

就在陈德荣夜访金融港公司之前,温州商人林春平花6000万美元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的新闻正在媒体和网上热炒。有人将买银行和买邮轮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收购银行突围被看做曲线救国、突破国内金融垄断的破冰之举,买豪华邮轮则被视做暴发户买了一件巨型奢侈品,两者的投资品味貌似高下立见。没想到,林春平买银行一事在喧嚣几日后,被证明是个忽悠局,他收购的所谓大西洋银行在美国特拉华州根本不存在。面对各界质疑,3月13日,这位在温商圈中名不见经传的商人召开发布会进行澄清,说自己对买银行一事夸大其辞了。

这可能是黄伟建见到我们后,立刻主动提及这艘从澳门赌王何鸿燊手里买下的“中华之星”邮轮的原因:“这艘船不是全部用温商的钱买下的,而是由温州商人,也就是我发起,用在香港设立的旅游基金购买的。我们整合了港澳资金、海外华侨的资金,其中一部分是温商的钱。”

黄伟建着意强调资本结构,是为了说明项目邮轮是他从2010年开始推进温州民间资本整合、寻求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成果。围绕“中华之星”邮轮,黄伟建下一步的资本运作是:在香港上市公司里收购一家壳公司,将邮轮放入上市公司,用在资本市场融到的钱购买更多的豪华邮轮,发展海洋产业。

合法突围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浙江省人大代表周德文没去参加今年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但3月4日,他一见到我们就说:“我已经给大会提交了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借贷法(立法建议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投资促进法(立法建议稿)》。”人大召开不久,新华社发出了有关这一议案的相关稿件;全国不少记者也都收到了周德文发出的短信;他还把相关立法建议稿放到电子邮箱内供有兴趣的媒体记者下载。

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国内民间资本第一次实质性地试图在国家法律层面寻求突破,希望谋得合法地位—之前,温州民间对民间借贷立法的呼吁已有10年。温州市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谢浩形容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是“孪生兄弟”,“前者是哥哥,后者弟弟,但是从同一个母胎里出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对这位稍晚出生的孪生弟弟重视不够,直到它成年,都没有拿到准生证,到底怎么让它进入融资领域,怎么找到更好的投资渠道,进入更多的产业和行业,都非常模糊。“民间借贷尽管大量存在,对民营经济贡献巨大,却一直没有给它合法的地位”。

迫切希望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催化剂是吴英案。吴英二审维持死刑判决,对温州民间触动很大。谢浩说:“这至少说明民间借贷在中国的春天没有来。”甚至有温商戏称:“救吴英就是救温州。”

李建江是瓯联集团中小担保公司董事长,瓯联集团还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吴英案判决后,李和周围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怕了”,即使对于这些正规经营的民间金融机构,他们也想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这次,周德文希望借助两会能在立法层面突破民间资本、民间借贷不尴不尬处于灰色地带的现状。在两会之前,周已经通过三个途径将两部立法建议稿递到了全国人大。“我是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也将法案发给了我们的主席许嘉璐,他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德文还将法案发给了温州的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寄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立法司。据说,中国人民银行在两会前也找周德文要这两个法律草案,并让他写份立法报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经济与民间资本发展都很快,可惜民营资本这位“弟弟”一直没有合法生存权,无法进入很多长期被国有资本垄断的领域。更有甚者,脱胎于身份暧昧的民间资本的民间借贷更是时不时会成为悬在民营企业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黄嵩说:“政府查民营企业,第一查税,有没有偷税漏税;第二个查资本金,有无虚假出资、抽逃资金,这两个是硬的,查到了就查到,查不到就查不到;第三个就查你有没有民间借贷,是否属于非法集资。”

即使那些在灰色地带开设地下钱庄、做“老高”(温州人对放高利贷者的称呼)的人也期望正规化、见阳光,“谁不愿意在阳光下,谁愿意在黑夜里走?”

由于民间借贷游离在国家正规金融体系外,有的甚至处于灰色的地下状态,其规模很难精确统计,但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却已是不争的事实。据估算,目前温州的民间借贷有1200亿,而温州所有的30多家银行去年的全部贷款大约有6000多亿元,民间借贷是其规模的1/5,温州2011年的GDP也才2925.23亿元。在民营经济十分发达的浙江,其一省的民间借贷规模大概有1.5万亿元,全国民间借贷的规模达到3.7万亿元。

这个数据与黄嵩所知很接近:“目前,我国每年民间借贷额是银行新增贷款的30%,也就是3万多亿元。”

其实,国家曾试图用行政法规的形式规范过民间借贷,给它一些合法空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小民营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民间借贷市场再次活跃起来。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放贷人条例》,准备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范民间借贷。这个条例中规定了民间借贷如何登记、利率怎么控制、怎么监管,条例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参照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标准,不得超过央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可惜的是,这个条例报到国务院后,在各方意见的博弈下没有出台。之后,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方案,整个资金链宽松了,于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放贷人条例》被搁置了。

周德文说,“即使有《放贷人条例》也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要从国家方面进行立法”,“民间借贷现在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乱象,最根本就在于缺乏一个规范它的法律。”

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的民间借贷,居然没有一部法律来规范,不出事情才奇怪,“出事倒是正常的”。使周德文萌生在法律层面为民间借贷谋求突破的直接原因是2011年下半年温州的金融风波。在8、9月达到高峰的民间借贷危机是温州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温州的民间借贷30年才达到800亿元的规模,去年一年就增加了400亿元,从800亿元一下子增加到1200亿元。资本是逐利的,如果没有法律规范,大家就会因为人性的弱点变得很贪婪,利率也控制不住,只能越来越高”。

给民间借贷立法,政府监管起来也能师出有名。“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堵也堵不住的,政府不知道吗?傻瓜都知道!”周说,“谁叫这个领域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政府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宽松一点,出了事情就打压一下。”

不过,依照国内的立法流程,首先要确立立法选题,待选题在相关部门和全国人大审批通过后,方能排入立法计划,快则三五年,慢则遥遥无期。“但现在不立法的话,五年以后再提民间借贷立法,还是要再等上五年。”

趁两会召开之际,周德文广泛向媒体通告民间投资法、民间借贷法草案的详细内容,显然是希望借助舆情,让政府重视这两个立法草案,能尽量缩短两部法律推出的时间。他个人对此很乐观,说:“马上要黎明了,吴英不能死在黎明之前。”

“这个时候杀了她也于事无补,我们杀的人还少吗?”不过,他觉得在立法保护民间借贷、民间投资前,央行仍应该继续推进出台《放贷人条例》。

现如今,两会已经闭幕。会议期间,除了媒体热议过这两部法律草案外,官方并没有放出明确信息,即使是对《放贷人条例》,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提及时,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明确其出台的具体时间表。

政策围城

温州去年史上最严重的金融风波引来了总理温家宝—2011年10月4日,温家宝到温州实地了解民间资本、民间金融和民间借贷问题。在温州市政府、市委工作过多年的谢浩认为金融体制改革过于敏感,地方政府基本没有发力空间,只有借国家之力进行一些突破。因此温州人更愿意把危机引来总理解读为坏事变好事,可以倒逼金融体制改革。

周德文参加了那天温总理的座谈会,在会上强烈建议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一直饱受诟病,被称为“国家控制下的、支持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垄断金融”。高度垄断使得在正规金融体系内,资金盈余者与资金短缺者之间的渠道太过细微,民营企业只能通过外围的民间借贷来融通资金。依据国内17个省市调研数据,90%的中小企业、95%的小微企业没有跟正规金融机构发生过任何关系,温州有80%的中小企业没有跟银行发生过关系。

国内中小企业主对国内正规金融体系批评声不断,银行非但在他们创业、发展中缺位、不作为,即使那些从银行贷到款的中小企业也时常会受尽银行的“恶气”,往往要承受央行基准利率两倍到四倍的利率。

银行最常见的手法就是让贷款企业购买不良贷款,比如向银行贷1亿元,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30%后锁定在8.52%,但银行跟对方谈好利率是15%,那么还有将近7%的利率怎么办?银行不敢公开收这笔利息,就让贷款企业买700万元的不良贷款,这个贷款肯定是死账,收不回来,买的人也知道—这就是中小企业贷款的成本。“这样做,银行第一没有违法,第二又把业绩做得非常好,不良率在不断下降。”黄嵩说,“据我所知,银行的贷款利率最高能到30%。”这个利率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上限。有资料显示,在2011年第四季度,温州民间借贷市场降温后,平均利率约为24%?25%

李建江自己的企业是生产打火机的,对银行融资难有切身体会:“中国的银行不能再以垄断方式存在,要市场化运行,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一垄断的话,民营企业家那种无奈啊……”

在2011年的温州借贷风波中,银行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趁企业资金短缺,提高利率是最常见的手法;更有甚者,银行与担保公司等勾连,将银行资金通过担保公司流入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赚取高额利润。据称去年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新增的400亿元,有一半来自银行资金的外流。

“从去年到现在,我都在痛骂金融机构,当着总理的面也是。”周德文说。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也承认正规金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新36条”(即2010年5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其中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等领域)遇到了玻璃门、弹簧门的现象。

可能是来自最高层直接的态度鼓舞了温州政府和温商群体,使他们认为可以用更特别的办法为民间借贷谋求合法化、阳光化—成为国家的金融改革特区。温家宝离开温州后,温州市委市政府趁热打铁,上报了《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这个方案的核心有两部分:一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打破进入门槛。未来五年,在温州设立120?150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规模达到800亿元;设立几十家村镇银行和社区银行,温州本地就有审批权;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商业银行,引领民间资本投资;地方性金融机构增资扩股,大力引进民间资本。第二个就是民间借贷合法化。

在上报金融试验区方案后,温州立刻开始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希望方案一经批准就能开始“试验”。

如今,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选址已经完成,投资人也找到了。这个服务中心将会由民间投资运作,挂牌后,会有一些规范化的民间借贷机构进驻,民间借贷可以通过这个中心进行登记,签订规范化的借贷合同,利率限制在4倍基准利率之内,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像银行一样面向公众吸储。此外,温州市政府还成立了温州地方金融监管中心,直属市政府金融办,代表政府监管、监督试点。

金融试验区方案和温州市一系列的准备动作,给蕴藏着8000亿元?1万亿元资本(也有说是6000亿元)的温州民间资本带来了希望。李建江说:“我希望赶快落地,让民间担保公司真正阳光化。”李建江所在的瓯联集团对金融试验区方案中的村镇银行和社区银行感兴趣,不过他希望村镇银行和社区银行能够按照市场化规则运行,这样才能与国有银行展开公平竞争。

对金融体制改革的期望,让温州民间资本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只盯着申请开办一两家民营银行。“在目前中国的金融大环境之下,允许民资开一两家银行没有意义。”周德文说,“我们呼吁的不是光设立一家民营银行,而是打破金融垄断,让大量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为中小企业服务,在竞争之下,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也才能回落,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如果金融领域仍在高度垄断之下,多一家民营银行也只是多了一家民生银行而已。”

两会前,周德文对国务院尽快批准设立温州金融试验区同样持乐观态度。3月4日,他说:“最多两个月就能批下来。现在七部委会签已结束了,温总理也已经签字了,到了最后一个程序——国务院法制办从法律层面看有无违反现行法律的地方。我估计两会之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会通过试点方案。”

而有多年政府工作经历的谢浩则唱反调,理由之一是“新36条”已经公布快两年了,如今连实施细则还没有制定出来,两会前国家发改委只是说要“抓紧出台实施细则”。

“两年了,这已经两年了。”他感叹说。

在两会上,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被问及温州金融试验区时,给出的答复是“部门之间已经会签,还需要走一定的程序才能够出台”;央行行长周小川则说,“恐怕不应该挂‘国家级试验区’,这个试验区是针对当前问题通过改革进行探索的一个尝试,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难点,仍在酝酿讨论之中。”

“至于说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个决策程序不是在我们这儿说了就算的。”周小川说。而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的措辞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

现在看起来,在立法问题上,谢浩“赢了”。

边缘学

在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后,温州民间和官方试图通过立法、政策给民间资本、民间金融和民间借贷腾挪出更大的空间,但都陷入停滞。对此,谢浩建议道:“大前提无法改变,就要相信民间的力量。民间要借这个机会找边缘的路子获得发展机会。”

寻找边缘路子之术,被他称为“边缘学”,用他的话讲就是“把政策用足、用活,特别是用活”。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夜访买下邮轮的黄伟建,既可以被解读为是看重温州产业升级的潜在可能,也被看成是希望民间资本通过整合找到新的投融资模式。

我们碰到的一位温州退休县长这样描述温州的发展历史:“温州发展三不靠—一不靠中央财政,二不靠企业上市,三不靠引进外资。”温州民营企业在资本运行层面非常传统,在自有资金之外,基本依赖贷款发展,不是从银行贷款,就是去民间借贷。在温州,像黄伟健这样的全职资本家并不多,因此才会有媒体将他视为温商转型的标杆人物,黄有时也会因为本地商人的资本意识跟不上他,而显得有些“桀骜”。不过,如今温州民间的兼职资本家越来越多,他们一边守着自己做熟的传统产业,一边开始向资本运作转型。经过30多年的财富积累,温州人的固定资产有1.5万亿元,他们手里还有8000亿?1万亿元的流动资本。这几年,不少温商意识到资本才是温州未来最大的资源,而股权投资、PE等现代金融形式既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是不错的民间投资途径。

温州五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董事长、执行合伙人杨汉貌就是温州兼职资本家群体的一员。我们约好上午10点见面,之前他在游泳池游泳,见面后他说:“我每天9点半才看自己公司的报表,了解企业昨天的经营情况,我每周只需要去公司开一次周会,有大把的时间。”杨汉貌自己的公司是生产工艺品的,年产值上千万元,他还有一个做塑料贸易的商贸公司。多年经营,一方面公司运作成熟,无须他投入过多精力,一方面熟知本行业上下游的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公司发展遇到了瓶颈,而他也不准备在本业上再做拓展,能维持现状,有稳定的生意和资金流即可。

这样,杨汉貌不仅有时间,还有些“闲钱”,但不算太多,五期股权的29位股东的情况与杨汉貌差不多,他们将“闲钱”汇聚在一起,就是五期股权两亿元资金的来源。

五期股权脱胎于清华大学与温州排名第一的培训机构—温州赛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设立的第五期总裁班同学们之间的互助基金。2008年,设立这个互助基金时,五期总裁班的同学们谁都没想到这笔钱有一天会变身为一只股权投资基金。当时,为了延续学习期间的友情,也为了践行温州商人笃信的“人脉就是钱脉”,五期总裁班设了一个名为水木清华的私人会所,专门接待本班同学。私人会所长期运作需要费用维持,于是他们依照自愿原则凑了2000多万元,既能在同学有资金困难时,比如贷款到期,可以临时用三五天、一周,等银行续贷后,再把钱还回,利息还能用以维持会所和同学之间的人情往来。

“我们的互助基金设立了基金管理章程,还有监事会,绝对不对外,只面对本班同学。”后来五期班的互助基金增至1亿多元,并于2011年注册成立了五期股权投资中心,开始对外进行股权投资。“五期股权成立的这种模式,只有我们温州才有,其他地方没有。”这既符合温州商人喜欢抱团的传统,也让杨汉貌们认识到资本只有汇聚在一起才能做大事,企业需要资金时并不是只有借贷一条路,股权出让也是不错的融资渠道。

有五期班好的表率在先,赛格教育开设的总裁办里还设立了类似的5只班级内部的互助基金,总规模达4亿多元。目前,五期股权投资中心和赛格教育总经理黄圣野正着手将这几只班级互助基金整合在一起,依照法律程序和工商注册规定设立一只可转贷基金,优先解决赛格企业家学员的紧急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借贷给学员企业之外的公司。

从五期股权可以看出来,温州的民间资本也在不断转型升级中,从最初的同学之间的互助基金转向专门的股权投资机构。以前,温州的民间资本是各做各的,你有500万,我有1000万,单打独斗,杨汉貌说:“以前那些好企业、准备上市的公司,单独的自然人很难投进去,如今我们资本抱团,以股权的形式就可以投进去。”

在做兼职资本家的过程中,杨汉貌觉得自己的眼光也得到了升级,“以前不少温州商人做民间借贷,借贷是看得见的,今天借你出100万元,几天之内就有利息收入,但这个看得太短了,只知道明天、后天”。他现在比较认可股权投资运作模式,即使股权三到五年才能退出来,获得收益。

李建江也是一位兼职资本家。瓯联集团是由温州瓯海区的36位民营企业家自愿成立的,他们聚在一起,最初也是因为从正规金融渠道融资难,希望通过抱团发展。李建江自己的本业是打火机制造,他是受瓯联集团的股东们委派担任集团麾下担保公司的董事长。接触了3年时间的金融行业,他说:“我梦想能够从实业家转换成资本家。”这几年他上了不少金融学习班,他说:“虽然说实体经济发展是正确的道路,但也不能说资本经济就永远不搞,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温州人经过这几年资本运作的碰撞,应该说也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和一些经验。”

我们在温州接触到的这些资本家,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的,都非常关心政策。见杨汉貌时,他手里拿着温州市委《关于促进温州股权投资行业发展的意见(试行)》。李建江谈及在今年温州两会上,作为人大代表,他提出“给予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优先股的发行”的议案。“优先股就是固定一个回报,股东不承担风险,如果允许我们发行优先股,就可以解决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无米下锅的问题。”这个议案得到了温州市人大常委会的认同,由于优先股发行牵涉到《公司法》相关法律的修改,温州人大已将李建江的议案转到浙江省人大了。

黄伟建对政策、趋势的研究更加体系化。他在香港设立了中国民间资本研究院,从宏观层面研究整个国际趋势、中国大规模的行业趋向;又与温州大学合作成立了民间资本研究院,研究整个温州经济的变化和趋势;他还和温州本土企业家成立了温州民间资本研究会,办公室就设在金融港公司的楼下,研究具体的投资个案。“我是从三个层面去剖析整个经济趋势,我们投资的项目,到目前为止,没有亏过。”

为此,黄伟建每年要投入二三百万元的经费,他把这笔钱叫做“保险费”。

时间?时间!

2012年浙江的降水是60年以来最多的,春节后温州放晴的天数屈指可数。

阴霾绵延的不只是温州的天气,还有温州的经济。今年温州企业的开工率,除了瓯海、鹿城等几个区有增长外,其他几个区都在下降。2010年开始的温州借贷风波带来的危机远没有结束,只是不如高峰期那么喧嚣。今年6月和9月是温州企业的两个坎,这两个时点是银行还贷高峰期。温州人说企业只有挺到今年10月,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由于全国房地产都在降价,今年浙江的企业家,尤其是温州企业家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产缩水。企业在今年还贷后,银行一定会重新评估企业的抵押物,抵押物一旦缩水,银行要么不续贷,要么会压贷,“浙江的企业家除了老婆没当,其他都押到银行去了”。

2011年,温州企业还可以在民间拆借,而从去年9月到现在,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流动性没了。“人们不是没钱,而是不敢借,以前一个电话就能借到几百万、上千万元的钱,现在把公司押给你,人家都不敢把钱借给你,情愿把钱放到最安全的地方。”经过2011年的钱殇,如今的温州已然是信用“伤”城,政府不相信企业,企业不相信政府,银行不相信企业,企业不相信银行,企业之间相互不信任。

而被温州民间寄予很大期望的“金融改革实验区”一时半会儿又难以落地,新的融资渠道建立不起来,股权投资等模式规模仍很小,传统的融资渠道又饱受冲击。温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关于吴英和民间金融的一段话,或许能保住吴英的命,却无法缓解温州即将来临的资金困境。不知温州将有多少企业会“死”在金秋10月来临前。

身为温州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秘书长,谢浩对此非常担忧:“相关制度要快!要不,企业在时间上受不了,人的潜水能力是有限的,我能潜水45秒,你让我坚持50秒,我能坚持,你让憋我一分钟,就死了。现在快两分钟了,你还让我憋着。”

3月17日下午,温州市委本来要召开金融研讨会,就在开会前一天,接到会议通知的专家被告知此会取消了,或许是因为两会没有温州民间金融利好的消息出笼。“我感觉至少一直是阴天。”这位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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